近二十年来的珠三角工人戏剧——丁当、吴加闵、吴梦、赵川对话（下）| 吴梦
迈向社会剧场：近二十年的另类剧场叙事
-《今天》142期-
北门工人剧社的故事剧场（2015—2019）
吴梦：第一次去深圳清湖老村的社区学堂，就觉得那边的人年龄特别小，富士康就在附近，但我们也只能在大门外看到那些工友进进出出。那时候据说还有十几万工人，已经不是在鼎盛时期了，仍像个小王国，工厂外还有护城河。我们在那里几年，后来工人渐渐比2015年我们刚去时少了，不少流水线都迁到内地。
那里一栋栋的居民楼都是当地农民建的，大多出租给工人住。在附近吃东西很方便，川味的湘味的，十块钱可以吃到很饱，很符合工友的消费水平。水果什么的也不贵，就是都不怎么好吃。加闵就住在称为旺旺家的学堂办公室和宿舍，那里总是聚了一堆男生，我有点格格不入，也不太知道怎么聊天。包括后来经常跟我们草台班的张若水一起去那边工作，就住在五十块钱一晚的小旅馆里，简简单单，总是要爬很高的楼。
从第一次去演《世界工厂》片段，到后面我们几个持续去工作，你们最初期待什么？
赵川：要我来说，其实有几个契机。一个是《世界工厂》在深圳OCAT做演后谈时，有位工友讲，在地铁里看到大海报，从来没看过有工人的戏，这也太好了。他说很喜欢，演出也很好，但是你们离我们很远，路上要一个多小时，你们可不可以去我们那边演？我记得当时回应说，我们从上海过来十几个人，其实还花了人家主办单位蛮多钱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过来。我讲的是老实话，但是我说可以想一想。第二年还蛮想去的，草台班还可以拿这笔钱，我记得好像花了一万多块钱。
那是2016年5、6月，一共十天时间，去了很多人，去是坐的火车。我在那边生了一场大病，感觉差点死掉。我们先演了《世界工厂》片段，又在一个电脑教室那边演了《杂草》，也做了讲座加放映，又招募了一些工友做工作坊。以前这些工作都以我为主力，那时完全病倒，吴梦带工作坊也没时间管我，我就是躺在那边发烧并浑身发疹子。彩排那天晚上我好一点，去看大家，记得谁给了一块垫子，我就躺在地上，觉得像个半死的人。然后有人过来打个招呼说，唉，你还好吗。
后来学堂给我发邮件，说是不是可以长期稳定地过来？沟通几次后。除了我们三个，比较有兴趣的还有高子鹏。印象里好像先是每个月一次，我们三个轮班。比如，我和加闵先过去，然后吴梦和加闵再过去，然后再怎么安排……到9月份，我们都在做草台班的“拉练”巡演，吴梦一个人去的，所以有一个段落的创作是吴梦带的。以后还跟了去过的有陈建和、张若水和黄丞元。
昭斌就慢慢从那时候浮出来的。做剧社时大家想了一堆名字，有谁说到了北门。因为大家都在富士康北门这边，因此觉得不错，就这么定的。当时工作坊上，我就跟大家讨论为什么要做这个剧社，我们一起总结了几条为工人发声什么的，成为北门工人剧社的主旨。剧社后来招募时这么介绍自己：“北门工人剧社发起于2016年，是由深圳富士康北门附近上班的工友组成，主要以剧场方式演绎工人生活、表达底层心声。剧社成员们平时上班，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排练、创作。他们说：我们是业余的，但这个业余并不是闲暇无聊、打发时间，而是源自于内心的热爱，正是出于这种热爱，才让我们聚在一起！主要作品包括：《小平事件》（2018）、《我们的故事》系列（包括《打工的人》2018、2016、2017）等。”
吴加闵：北门工人剧社是2016年9月成立的。他们说搞了一个中秋活动就成立了，还做了个徽章，做了一面旗帜，现在挂我家里。
吴梦：我当时一直觉得挺难的，一两个月去深圳待几天，他们自己排些小品一样的东西，也会在学堂的活动上演一下。
赵川：其实有阵子就是进行不下去，包括工作坊。开始大家都觉得蛮好，后来他们就说老做这些干吗？我们后来才慢慢想出来直接创作。训练不搞了，直接创作，有问题解决问题。到做《我们的故事》时，就让他们写自己的打工生活。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个考虑，做了三四个月后发现人流动很大。流动这么大，什么东西能够积累下来？既然是流水的兵，能不能我们有个铁打的营盘。所以那个时候会想出做《我们的故事》这么一个框架，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灵活地一块块填进去，整个戏即便在动态中，也比较牢固。
吴梦：开始做《我们的故事》，讲故事使用很多语言，我特别注意他们怎么用语言讲述情感和画面。比如有人会讲“我爱妈妈”那怎么找到这句话的画面感，不同人背后的生活质感又如何展现出来。这是一个对自身生活述说、梳理并反复确认的过程。戏最后大家一起唱工人歌手张峰的歌《每天工作8小时》。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，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每天工作8小时”，从讲打工者的故事，到带动某种诉求，对大家也是一种鼓舞。
赵川：曾经为了一些稿件需要，写过那个阶段的《我们的故事》的介绍：
“北门工人剧社故事剧场作品《我们的故事》系列，2016至2018年在草台班协助下集体创作和演出。前后近三十位深圳工人，参与了这个结构可以不断延展的创作和演出。故事剧场是面对工人流动性大、业余时间少，而探索的一种较灵活的集体创作方式。它不仅帮助梳理个人遭遇，也重新辨析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，尝试寻找理解“我们”命运的新图景。这些短剧在周边工人社区演出，登上打工春晚，2017年更在深圳的南山戏剧节上获奖，并于2018年再度受邀演出。”
有个遗憾的事是，我曾想与北门剧社做个戏就叫“工作八小时”。有一年五一节我查到一篇东西，讲五一劳动节从欧洲传过来的来龙去脉。也因为学堂有这个条件，可以带动很多学生去做调研，就像我们当时做《世界工厂》这种纪录剧场的思路。但最终没有做。
吴加闵：10月份演了第一版《我们的故事》，也是草台班正式去清湖老村演《世界工厂》，把《我们的故事》加进来作为结尾。11月，吴梦排的《小小的家》，是关于反家暴的。我自己整个2016年都在学习过程中，创作介入的少。
吴梦：我记得赵川跟我讲过，《小小的家》在清湖老村公演的时候，学堂搭了一个舞台，红色的背景，红色的地毯。工友小芳才二十岁不到，上台前特别紧张，跟他说，老师你抱抱我好吗？我想我爸爸了。我后来看他们的演出视频，发现很多观众看得很开心，很舒爽的感觉，还不断搭话。工友在演的时候，因为台词是来自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想法，所以有一种自然爽利。这点还蛮重要的，不是说我们去教你们怎么说，怎么表达，很多力量在创作及表演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了。这其实也是草台班一直在用的办法，把工人生活中真实的语言带出来，而不是走向我们想象中的工人生活。
2017年初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很多事情只能靠加闵。后来听到《我们的故事》在深圳的一个戏剧节获奖了，然后在微信群里面看到他们晒出来的那些奖金，对他们来说这个荣誉很重要。对我们也是个鼓励。
赵川：2017年3月是加闵去的，后来5月我们又一起去。那时我们恰好做草台班的第五次拉练，演《苹果与月亮》，也是讲工人的一个戏，在鳌湖演出后，北门剧社《我们的故事》也演了，是一个加长版，很多新人参与进来了。后来开始让昭斌试着带工作坊，做导演。当时会写方案给他，然后会沟通细节。他们后来自己排了个反骚扰的戏，在户外演的。
吴加闵：获奖好像是非常光辉的日子，然后突然来的人少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昭斌的动力也在减少，对于我什么时候去会有些犹豫。
赵川：加闵也是从这时开始独当一面了。北门剧社、那段时间草台班的事情都拜托他，带领大家工作。一下子把担子都给加闵也考虑不周到，也给他带来些挫败感。
吴加闵：2017年还好，可能是挫败，也是一种新的挑战，当时带陈建和去清湖，那时候他参加草台班已经跟我们融入得挺好的。9月份去学堂做《我们的故事》，我那时候对他要求比较高，希望和大家融在一起，要工作、要喝酒、要熬夜，然后他就特别恼火。不过，北门得奖后，他还写了一首长诗。回了上海，建和把他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不适写下来，像罗列罪状一样，做好了和我决裂的准备。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当时又好笑又好气。这次以后，我也开始思考工作方法，慢慢调整。
小平与工厂争执的事情出来，开始做了一些讨论，在广州和深圳这边的清湖老村都做分享。小平也写了很多材料。到2018年参加女工艺术节是一个契机，想把《小平事件》这个戏做出来。
赵川：我说可以做成类似教育剧场的东西，做成案例，别人看完就知道以后遇到这种事要怎么办。我要来了小平写的一堆材料，请吴梦来写剧本。上半场讲小平的感受和行动，下半场是关于该怎么做的？比方说工厂辞退你了，你应该怎么办，注意哪些法规。
邮件日期：2017年7月20日
关于小平，担心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与此相当的经验可以帮助她，不管是以戏剧还是其他什么方式。因此担心会给她带来更大压力或伤害。
但或者这也是契机，可以为大家创造新的经验。因此若做，这事似乎要格外小心，不能失败。而我们现都不在现场，该如何开展……
吴梦以往与小平有很好沟通，是否合适，先电话跟小平沟通，听她意愿，并商量方法。当然，这也要吴梦自己感觉可以，并且身体能够承担。
加闵辛苦！
赵川
邮件日期：2017年7月21日
小平的事，这几天和她聊，她是很想排成戏，还跟主管说，到时排成戏了，请他来看，当然这是威胁又是玩笑。你说的相当经验指什么，没有特别清楚，我设想进行这样的创作，可能找不到有效抗争的方法，但至少让小平可以感受到有人在关心或支援她。现在她把这篇文章投了稿，打算扩大影响。
吴加闵
邮件日期：2017年07月21日
今天和加闵通了大概一个小时的电话。把小平的事情大致聊得蛮清楚的。我把一些想法归纳一下。
1、这个故事计划在8月开始创作。我会先和小平沟通公开创作的利弊关系。但我总体感觉创作的可能性很大，好像没有那么敏感。
2、创作形式。可先由小平写个故事大纲。故事中会把小平转化为另一个角色。这样是否更利于小平及学堂周围的人来客观地讨论。我们给出一些讨论的方向。然后把这个故事带入工作坊中讨论，包括“论坛剧场”的可能性。最后出个剧本。
3、一些基本想法。小平的两次抗争，一次是和线长（个体和个体），小平胜。第二次，其实是和工厂……这件事带出的讨论，比如小平的变化、小平线上工友的变化、以及工厂对勤恳奉献的老员工的态度，甚至由此也可带出如深圳这种沿海城市是如何接纳打工者的，打工者最后是否能通过城市的一些福利、保障，如何在为这个城市付出很多年后，获得基本保障等。
4、提示：除了小平的故事。如何在剧社里带动其他主要成员创作。只有自己的生命中重要的事和剧场有所连接，才会真正体会到剧场的意义。
我现在想到的大概如此，加闵或有补充。
吴梦
吴加闵：2018年1月份我在绿色蔷薇做工作坊，之后去学堂待了一段时间，那时候遇到茶茶。她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毕业。后期参与比较多的剧社工作。她是湖南人，读书时了解到一些事情，觉得读书还不如直接干事情，所以她来学堂做义工，也去富士康工作。过了几个月，茶茶就接替了昭斌做剧社的召集人。后来基本是茶茶和刘鹏搭档。
那段时间，我看到新人来学堂，就会问他们要不要参与剧社。所以到2、3月份，因为有女工艺术节，绿色蔷薇和北门剧社都在排练。《小平事件》最初的角色不多，当时剧社来了很多人，就想着把角色拆分开来，台上站了十七八个人，非常壮观。《小平事件》后来回到学堂演了一场，面向工友，还有工作人员。我印象还蛮深的，空间不大，挤满了人，可惜没有照片也没录像。我当时想到一个问题，戏还是要回到社区。
赵川：那个时候我已经想通了做戏能给他们带来什么？不能改变日常生活。但是通过这些过程，人可以变得勇敢些，开阔视野。所以后来但凡有机会就把他们带出来见世面。来上海那次，其实活动本身也不一定需要他们，后来做了一场内部演出。也去北京演，虽然那次活动也受到阻力。
丁当：当时看你们演《世界工厂》，就以为你们因为要做这个戏，才去关注工人群体，但后面你们参与做北门剧社，加闵也来绿色蔷薇带我们姐妹做戏剧。我有个问题。之前，在工友书屋的那个年代做公益机构，我们很多时候不太相信外界，或者说，我们有个价值观，就是工人要关心自己的问题，所以在我们机构里工作的，很多都是工人出身。但你们不是公益机构的，以你们现在的身份或想象，怎么想着做这些事情？意义跟价值对你们个人来讲是什么？
赵川：从草台班的角度来讲，因为我有这个动力，我拉着大家做，吴梦、加闵也在期间找到了动力。有些人短时间内也有这种动力，但不深入进来。我自己的动力来自于哪里？我是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人，大多数的人不一定信那些，但我相信其中美好的一面。
从2005年开始，我们在韩国光州碰到张笑翼这些左翼戏剧人，我会觉得很容易跟他们接近，也愿意向他们学习和致敬。去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，有一个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但是相接近的看法，那或许是希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。
吴梦：我成长在江南的一个农村里，我妈是知青，没有地，在离家不远的一个社办企业工作，厂里有很多女工，我妈做会计。大概也是从小的经历，让我觉得工人的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，后来去不了深圳了，在上海也试图带着白领去讨论工作、劳动关系什么的，但进展并不顺利。有时候反而觉得给工友做工作坊，并不是我去帮助他们什么的，反而是他们的那些生活拓宽了我的世界。
对加闵你来讲，参与《世界工厂》的创作及演出，从2014年到2016年，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认定吗？你演留守儿童，觉得自己也是。这种身份认同，找到了群体的感觉，也为你之后进入工人戏剧奠定基础。
吴加闵：哈哈，我觉得这种设定可能是蛮重要的。当然我后面也不太说自己是留守儿童什么的。主要还是从2015年开始去清湖老村，接触到很多青年工友，这个接触的过程重新定位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在社会的位置。这段时间的感受和思考就发展为在《草芥》的创作。
赵川：在深圳OCAT演《世界工厂》时，我们有一个成员讲，这样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，你跟我，你们跟我们，她指的是与工人们开始形成一个共同的我们。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，但讲起来轻松，演几场戏，我们你们他们真就全部变成了我们吗？简单获得的关系不很牢靠。或者不一定要上升到生死之交，但是你得有很复杂的持续交往，才会有一个相对牢固的关系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也是生命里的一个契机，从突然之间有做《世界工厂》的灵感，到后面调研、做戏，到后来弄清楚这些事情，从2009年到2019年差不多花了十年时间。
我们跟草台班的老康（Christopher Connery）也讨论过，《世界工厂》做完了怎么办，你再去做一个工人的戏，把草台班变成工人剧团？我好像也没这么想过。做了《世界工厂》这个戏，后面就生长出来我们去清湖老村，帮助形成北门剧社的这部分工作。我应该跟你们讲过我的理想，就是先由我们推动他们做戏，然后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做，最后我们可以跟他们联合创作，但是最后一步没有完成。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合作的时候，大家就平等了。
HOPE学堂的职校生戏剧（2021— ）
吴加闵：我2016、2017年去广州时接触了自存，也了解到他们在顺德做职校工作，我当时就感兴趣。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他们恰好在给学生做戏剧工作坊。后来，每一年都会和梁自存聊个天，一年见一回。
2019年清湖老村的学堂没了，到2021年6月跟自存在广州见的，过了几个月他问我要不要试试和职校学生做戏剧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，时间不太确定，但决定参与。记得第一回是10月份，在一个非常空旷的羽毛球场上，来了四五十个学生。其实学生不一定对戏剧感兴趣，这是学校心理社团的项目。这个学校有两个校区，一个偏理工一点学机电、维修，有些学生毕业后会进地铁站、高铁站做机电维护，做技术工人，基本都是男生。学校调配了几个文科的专业过来，基本都是女生，比如说商务、文秘、英语、市场营销。每次从晚上7点到9点半就结束了，做不了什么，就想怎么玩得开心，同时能带一点表演的东西。当时商量下来，HOPE学堂招募协作志愿者参与工作，多的时候有五六个人，少就两三个。就这样从10月持续到12月，最后决定要做一个演出，后来定名为《影子》，有十几个学生参与，是在一个乒乓球室里做的公演。
这一个版本就演了一场，观众就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。大家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在舞台上，现场氛围还是挺好的。演出现场有一段是跳舞，中间还有一个会跳街舞的同学直接跑上台来秀了一段，现场就炸了。
和职校学生做创作也是学习的过程，和自存讨论比较多。当时的创作主题也是从他那边来的，就是讲孩子是如何成为一名职校生的。一般孩子在中学阶段成绩不理想，就只能进职校。整个社会环境对于职校的评价不友好，很多同学都要花一二年去调试心态。2021年的时候，我跟着草台班在成都麓湖做《蛤蜊岛》这个戏，学习了使用面具。我觉得面具和职校生的那些状况挺贴合的。包括当时同学一起讨论剧名时，有一个同学说“影子”，大家都挺认同。他解释说透过他者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；还有人说影子可能是我们不想被别人了解的过去，它们无法在阳光下见到；也有孩子说，影子也是有主体性的。所以面具的使用又让这层意思可视化了。
如结束时一位观众所言，一场有价值的戏剧不在于有没有瑕疵，而在于能否触动人。根据现场反馈来看，这个短短十四天诞生的戏剧做到了，有人哭泣、有人反思、有人沉默。
它带给我的教育成了我思想的一部分——我们要是用预设的态度去看人，必然得到预设的结果，每个人的现在都是由无数个过去组成的，这就告诉我们万不可随意对人进行评价。
那天我沉默了，在沉默中黯然神伤，这种淡淡的悲伤让我很平静，让我回顾自己充满挫折和遗憾、缺少阳光，采取过自杀的过往。我听到一些学生的遭遇，觉得心酸，想抱抱他们，我知道我同情的不只是他们，还有没能及时得到疗愈和帮助的自己。
——摘自机械专业的高职二年级学生麦芽写的观后感
吴梦：剧本是怎么创作的？戏的开头和结尾都很有意思，也有某种隐喻。戏开头那个“未来职业技术学校的运动会”是怎么来的？
吴加闵：运动会也是从同学的学校生活来的，他们提议的。你看到的是2023年7月份的演出。这个戏在之前做过不同版本。2021年是通过面具，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，我把这些文本组合在一块。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太一样，有些通过平时和同学聊天聊出来。他们会谈一些在创作中不会谈的东西，他们的生活或者思考，也包括他们个人的一些经历，比较擅长的一些东西。有一个学生特别喜欢画画，我就把她画画的场景搬到了舞台上，等演出结束，她画完了好几张画。有一个学生说，我没有过去，你看到的我就是由过去的我拼凑的，非常耐人寻味。《影子》2.0版本也涉及到毕业之后的工作。
吴梦：戏的结尾，有位学生在谈生活的意义？
吴加闵：对，这位同学一直在谈这个话题。我第一天进那个职业学校时，他就站在心理办公室外面的操场上。他问我，你觉得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？他有一个笔记本来记录他的这些思考。他也会把那个笔记本给我看看。
吴梦：看《影子》的视频，刚开始我有点着急，似乎只有同学在跳舞的时候，才能感觉到一种身体的能量，但那是流行文化，是他们喜欢的东西。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他们的身体感，看不到存在的能量。往下看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剧场这件事情慢慢形成的某种化学变化，我能够看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渴望，他有话要说。我能够看到他们的身体能量跟语言结合在一起时那个人的状态。
赵川：职校生的戏，除了在学校里演，观众以学生为主，还在外面有演出吗？
吴加闵：2022年HOPE学堂结束了在那个学校的合作，这反而拓展了学生的范围，不同学校的学生参与进来，估计有五六个学校。广州2022和2023年的线下演出都是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楼下那个小剧场。中间遇到疫情，还做了一个《十二个人的职校》线上版本。美术馆里一般六十多人的剧场，我们要塞进一百多观众，台阶上都坐满了。人太多了，窄窄的舞台上也坐了人，我就跟演员沟通，让他们上台后自己想办法调整站位或上下场位置。
在美术馆演出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也有学生家长，有些演出者的父母很早来广州，刚开始打工，后面做生意、开店做个体户。观众一般对职校生、女工儿童戏剧，大多挺正面积极的，父母也差不多这样。去年有一个家长在演后谈说，职校生这个身份也没啥，你们要做的就是以后让大学生来给你们打工。大部分家长会觉得孩子不用去在意这些标签，你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了。可以感觉到，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受困于职校生身份，能积极地去找一个出路。
我们做这样的戏，也是这样想。
作者：吴梦，剧场和文字工作者，民间戏剧团队草台班初创成员。
题图：MagritteProject of poster "The center of textile workers in Belgium", Rene Magritte
迈向社会剧场：近二十年的另类剧场叙事
• 赵川《前言》
• 吴梦《近二十年来的珠三角工人戏剧——丁当、吴加闵、吴梦、赵川对话（上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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